未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全球范围内,婚姻制度都将经历重大变革,这一变化可能迅速发生,也可能缓慢到来。
婚姻是为了解决男女在资源和生育方面的贡献在时间上的不匹配而设计的一种契约,确保先付出的一方不会吃亏,后付出的一方也不会逃避责任。在这个基本的契约之上,不同国家的文化又为婚姻和家庭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和功能,比如爱情、陪伴以及养老等。
在中国,孝文化作为道德准则的核心,将养老责任限定在家庭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以家庭为单位的养育循环,有效地解决了人口延续的问题。孝文化作为道德准则,使得家庭承担了财产、情感和养老三大功能。婚姻是进入家庭状态的门槛,实现这些功能需要先结婚。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功能正在逐渐解构。
1.财产功能的瓦解
随着性别平等的逐步实现,女性拥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不再需要依赖配偶提供财产。因此,出于财产功能而结婚的女性数量正在减少。经济独立导致女性结婚意愿降低,而丁克文化也将随之被更广泛地接受。
2.养老需求的降低
随着社会养老制度的完善,如社保、商业保险和个人财富的增加,养老不再完全依赖子女。因此,出于养老目的而结婚和生子的意愿也在降低。至于情感陪伴,即使没有婚姻关系,同居也可以实现。
如果财产和养老功能不再是结婚的驱动力,那么选择长期同居而不结婚的人将会越来越多。这导致婚姻在年轻人心目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正在下降。
3.高昂的婚育成本
此外,高昂的婚育成本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使得年轻人更不愿意结婚。这是老一辈难以理解的现象。
根据《中国婚姻家庭报告》的数据,中国的结婚率自2013年的9.9‰逐年下降至2022年的4.8‰,而离婚率则从2000年的0.96‰逐年上升至2020年的3.1‰。2021年实施的“离婚冷静期”制度使离婚率降至2.0‰。年轻人结婚的动力在减少,而离婚的负担在加重,这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婚姻的态度更谨慎。
4.年轻人的初婚年龄也在不断推迟
1990年,中国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3.59岁,女性为22.15岁。到了2020年,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上升至29.38岁,女性为27.98岁。
同居正在成为结婚的替代选择。在中国,80-84年出生的人群中,男女同居率分别为33.33%和26.79%;85-89年出生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上升至37.99%和33.13%。同居不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选择同居不婚,这个趋势还可能会继续上升。国外发达国家的数据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在美国,80-84年出生的人群中,男女同居率分别为69.7%和64.6%,即每三个人中就有两个人选择同居不婚。
5.人们对未婚生子的接受度在不断提高
随着不婚趋势的发展,各国的文化甚至道德准则也可能发生微妙的变化。爱情和婚姻不再紧密绑定,婚前财产公证的接受度可能会提高。社会化养老后,家庭关系也将发生变化。在对待孩子的态度上,现在的年轻人也更倾向于己管理自己的事情,而非像老一辈一样,为子女照顾孩子。
个人的选择同时也影响着整个人类的生育问题。在许多国家,婚姻与生育紧密绑定。现在,不结婚的相爱者越来越被接受,但未婚生子仍然不太被接受。这导致了一个现象:晚婚、不婚和平替婚必然导致生育率下降。未婚生子的接受度提高,可以保护生育率,如美国、法国和智利的未婚生子比率分别为39.60%、60.40%和73.65%。这些国家通过提供相同的家庭补助来保护未婚生子。中国也颁布了类似法规,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不得受到歧视。
6.家庭的规模在逐渐缩小
爱情、婚姻和生育这三件事过去都被装在“家庭”这个容器里。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这三者可能会发生分离,导致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从1953年的4.3人家庭,到2020年的2.62人家庭,家庭规模正在缩小。发达国家的家庭规模更小,如美国的2.53人、日本的2.33人、德国的2人和瑞典的1.8人。家庭规模的缩小意味着大家庭特有的称呼可能会逐渐消失,下一代可能无法理解这些称呼的含义。
爱情、婚姻、生育和家庭问题是人口问题的子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是社会契约的心理版。因此,人们对爱情、婚姻、生育和家庭的文化理解可能会逐渐发生缓慢但巨大的变化,最终合理化人口变化所带来的制度变化。这些变化将是剧烈的,因为它会改变许多事物;这些变化也将是痛苦的,因为它与我们从小接受的文化不完全一致。但无论如何,我们需要理解这些变化,以便在任何变化中都能保持平静和幸福。